第1章 焦灼
1965年7月初,初中总算是念完了,中考也熬过去了。在教学改革的优惠政策下:即毕业考试加平时成绩相结合来决定学生是否毕业。即:考试不及格但平时成绩不错也可以算毕业。在老师的照顾下,我们班有不少同学受惠于此,当然也包括我。就是老师在平时将这些同学单独叫出来,告诉我们一些题的答案,不管你懂不懂,也不管你会不会,第二天一上课,老师点到你的名字,你或起立作答或到黑板上书写,即使不全对但总能得3分,记的用心点没准还能得到4分或5分呢!俄语老师、数学老师都这样帮助我们这些倒霉的学生,化学、物理在初中时不算主科,到了高中才成为主科,老师也就不管了。在这种大环境下,真苦了我们班那些想上高中的好学生,他们在初三这一年里几乎得不到回答问题的机会
中考决定着学生们将来是否能考上高中、中专、中技、半工半读或就业。我原本就什么学也不想上,只想着赶紧就业,上班、干活、挣钱、帮我爸。可老师吓唬我们,说不参加中考就不给分配工作,害的我们这些不愿意参加考试的人每人交2元考试费,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外语各5角。中考的试卷难度可想而知,除了校名、姓名、班级、学号外基本无字可写,半小时交卷后不知寒碜的玩去了。
不管考试成绩如何,天知道中考得了几分?我总算是毕业了。终于可以不上学了!晚上再也不会去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了,书都撕没了,作业本早就上茅房用了;再也不用背那些记不住的俄语单词和变格变位了;再也不用去搞懂角边角、边角边的关系了;再也不用望着那些大括号、小括号、平方、开方、圆周率去发呆了;终于再也不会被同学奚落、讥笑,窘迫的场景将一去不复返。学校啊!终于离开你了,再也不用迈进这个让我受尽凌辱、冷漠、心酸的大门,它使你失去自尊、感觉不到温暖、可憎的老师,你们再也无法整治我了。
考试通知下来了,当然什么也没考上,乖乖等待着分配工作。每天在上班后的憧憬中度过----修马路、砸蜂窝煤、运垃圾、到西山去种树等等,干一天体力活,出一身臭汗,吃饱饭,晚上一睡觉,再也不用动脑子,那得有多美呀!这就是我对工作的最高追求。
而现在是每天睡到八、九点才起,中午吃完饭几个淘友就来了。淘友----当然都是落榜生。我们一起去什刹海游泳、去景山爬万春亭、去北海上白塔,四九城的瞎转悠!累了就坐在家门道儿那儿侃大山,由封神演义到聊斋,由红楼梦到镜花缘,七大洲、五大洋、法兰克福、热那亚,就没有不聊的;还时不时因为世界上哪个楼最高、那条马路最热闹、哪儿最好玩、哪儿的东西最好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……
无聊的我们度过了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快到7月底了,侯锦鸟接到了工作通知书,在王府井做点心;进入8月,刘秀美、张一分到北京电影洗印厂;王燕凹分到人民日报社;庄重分到西山林场;辛玉州、宋铁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;葛希鱼在中国原子能研究中心;李寿全分到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工厂;刘彦武分到公安部下属的一个工厂;张华到服务局学做饭;别的班的、其他学校的、胡同里的没考上学的男男女女都被分配工作了,唯独没有我……
9月1号后,胡同里静下来了,什刹海也没多少人了,公园里也消停了下来,学生进了学校,有工作的人进了单位,我呢?通知书呢?找谁去问?无奈的我坐在院里发呆,院子里静悄悄的,家里只有我和我妈,吃起饭来索然无味,睡起觉来翻来覆去,该做点什么!我不知道……
每天早晨起来都感觉一片茫然……出门溜达,别给自己找烦,别给妈添堵,别给街坊四邻找话茬。出门顺着北新桥往南走,过东四再往南到东单,拐弯往西,路过天安门再过中南海,望着电报大楼的报时钟发呆。由西单往北拐到了西单商场,不敢进,因为兜里没有一分钱,怕碰见卖冰棍的犯馋,走到了平安里往东走,都到北海后门了还不见多少人,走到地安门后又奔鼓楼,已经非常疲惫了,但不走也不成呀,烦恼暂无踪影,心里只想喝水吃饭。又走了3里地------北新桥,终于到家了。我这样隔三差五的走一趟,消磨时间,好像此时的时光不那么美好了。
9月18号的清晨,邮递员的一声:“李光宇的信”唤得我跳出家门,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个浅色的牛皮纸信封,右下侧印着红色的------“北京市对外贸易局”字样,左上方写着------北京市东城区香饵胡同86号,中间写着------李光宇收。信封递到我手中,兴奋、沮丧、失落、无奈、别扭……真是五味杂陈。
兴奋的是我也有工作了,我也可以挣钱了;失落的是别人都是去工厂当工人,而我去的这个局是干什么的呢?沮丧的是什么叫对外贸易?无奈的是我才15岁,属于未成年,不能自己到社会上找工作;别扭的是为什么发通知的单位不是公路局、环卫局、园林局,而恰恰是谁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对外贸易局!我坐在屋里发呆犯愣,这时爸爸说:“别楞着了,撕开看看呀!”我打开信封,里面有一张白纸,上面油印着两行字:“你已被我局对外贸易学校录取,请于9月20号到宣武区三庙前街市府大楼南大礼堂面试”左上角是用钢笔写着“李光宇”三个字。我看完通知书后犹如五雷轰顶,怎么还是学校呀!不是什么都没考上就可以工作了吗?怎么还要上学呢?还是什么对外贸易?怎么怕什么来什么,烦什么就有什么!爸爸看完通知书后开导我说:“总算不是工人了。对外贸易是上层建筑,爸爸心中的上层建筑就是别跟我一样,没日没夜的干活,一手油泥一身臭汗,钻进汽车底下没完没了的修着那永远也修不完的破汽车,而是像我们厂里坐办公室的干部一样,像那些在银行里工作的人一样,夏天晒不着、冬天冻不着。对外贸易无非就是对外的交换与买卖,肯定要斯文些、干净些。不管将来做什么,现在必须去做的事------去面试!”
转眼面试的日子到了,爸爸给了我一块钱坐公交车,下车后打听到了南大礼堂的具体位置。当时北京市政府在正义路,市政府办事的各局、部委、办公室都在这座市府大楼里,外贸局就在这座大楼的4层。这条街是东西走向,市府大楼在路北,那南大礼堂当然就在路南啦。只见南大礼堂门口人头攒动,不少孩子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等待面试。我来到报名处,把通知书交给工作人员后,他就让我进了礼堂。所谓的面试考场,就是靠墙放了一排长条椅子供面试的考生备考,再往前十米左右放着三张桌子,间隔一米左右,桌子后面坐着老师,点谁的名字,谁就站起来走向老师。(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,是我事后听老师们讲的:从备考椅走向老师这十米,看似正常,其实也是面试的一部分,是老师在面试学生们的外形条件)。“李光宇”中间桌子的潘老师喊了我的名字,我略显紧张的走了过去,老师问了我一些常规的问题:姓名、年龄、毕业学校等,我一一做了回答。还问我了解对外贸易学校是学什么的吗?我很坦诚地回答“不知道”。潘老师说:“行了,回家等通知吧!”
就是这位潘老师,他叫潘且勋,原是园林局的保卫干部。1964年支援外贸到局人事处,现负责组建这个“半工半读对外贸易学校(二部)”。由于他的垂青使我一个懵懂青年进入了对外贸易这个行当,成为对外贸易事业中的一员,我非常感谢您------潘老师!
面试结束回家后,不玩了、不遛了、话少了、到门口的次数变多了,耐心而焦灼的等待着正式的通知。
9月20日,我接到了外贸局来的通知:我已通过面试,需要在9月22日上午到邮电医院进行体检。我赶紧打听邮电医院在哪。我爸曾经是蹬三轮的,北京哪有他不认识的地方呀!当时就告诉我邮电医院在二龙路,还跟我说骑我的车去吧,省点车票钱。
1965年9月27日,正式的通知寄来了,“经面试和体检,你已被录取,请于10月13日携带户口本、行李、粮油关系到南大礼堂(面试处)集合,到房山校址报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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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考决定着学生们将来是否能考上高中、中专、中技、半工半读或就业。我原本就什么学也不想上,只想着赶紧就业,上班、干活、挣钱、帮我爸。可老师吓唬我们,说不参加中考就不给分配工作,害的我们这些不愿意参加考试的人每人交2元考试费,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外语各5角。中考的试卷难度可想而知,除了校名、姓名、班级、学号外基本无字可写,半小时交卷后不知寒碜的玩去了。
不管考试成绩如何,天知道中考得了几分?我总算是毕业了。终于可以不上学了!晚上再也不会去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了,书都撕没了,作业本早就上茅房用了;再也不用背那些记不住的俄语单词和变格变位了;再也不用去搞懂角边角、边角边的关系了;再也不用望着那些大括号、小括号、平方、开方、圆周率去发呆了;终于再也不会被同学奚落、讥笑,窘迫的场景将一去不复返。学校啊!终于离开你了,再也不用迈进这个让我受尽凌辱、冷漠、心酸的大门,它使你失去自尊、感觉不到温暖、可憎的老师,你们再也无法整治我了。
考试通知下来了,当然什么也没考上,乖乖等待着分配工作。每天在上班后的憧憬中度过----修马路、砸蜂窝煤、运垃圾、到西山去种树等等,干一天体力活,出一身臭汗,吃饱饭,晚上一睡觉,再也不用动脑子,那得有多美呀!这就是我对工作的最高追求。
而现在是每天睡到八、九点才起,中午吃完饭几个淘友就来了。淘友----当然都是落榜生。我们一起去什刹海游泳、去景山爬万春亭、去北海上白塔,四九城的瞎转悠!累了就坐在家门道儿那儿侃大山,由封神演义到聊斋,由红楼梦到镜花缘,七大洲、五大洋、法兰克福、热那亚,就没有不聊的;还时不时因为世界上哪个楼最高、那条马路最热闹、哪儿最好玩、哪儿的东西最好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……
无聊的我们度过了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快到7月底了,侯锦鸟接到了工作通知书,在王府井做点心;进入8月,刘秀美、张一分到北京电影洗印厂;王燕凹分到人民日报社;庄重分到西山林场;辛玉州、宋铁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;葛希鱼在中国原子能研究中心;李寿全分到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工厂;刘彦武分到公安部下属的一个工厂;张华到服务局学做饭;别的班的、其他学校的、胡同里的没考上学的男男女女都被分配工作了,唯独没有我……
9月1号后,胡同里静下来了,什刹海也没多少人了,公园里也消停了下来,学生进了学校,有工作的人进了单位,我呢?通知书呢?找谁去问?无奈的我坐在院里发呆,院子里静悄悄的,家里只有我和我妈,吃起饭来索然无味,睡起觉来翻来覆去,该做点什么!我不知道……
每天早晨起来都感觉一片茫然……出门溜达,别给自己找烦,别给妈添堵,别给街坊四邻找话茬。出门顺着北新桥往南走,过东四再往南到东单,拐弯往西,路过天安门再过中南海,望着电报大楼的报时钟发呆。由西单往北拐到了西单商场,不敢进,因为兜里没有一分钱,怕碰见卖冰棍的犯馋,走到了平安里往东走,都到北海后门了还不见多少人,走到地安门后又奔鼓楼,已经非常疲惫了,但不走也不成呀,烦恼暂无踪影,心里只想喝水吃饭。又走了3里地------北新桥,终于到家了。我这样隔三差五的走一趟,消磨时间,好像此时的时光不那么美好了。
9月18号的清晨,邮递员的一声:“李光宇的信”唤得我跳出家门,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个浅色的牛皮纸信封,右下侧印着红色的------“北京市对外贸易局”字样,左上方写着------北京市东城区香饵胡同86号,中间写着------李光宇收。信封递到我手中,兴奋、沮丧、失落、无奈、别扭……真是五味杂陈。
兴奋的是我也有工作了,我也可以挣钱了;失落的是别人都是去工厂当工人,而我去的这个局是干什么的呢?沮丧的是什么叫对外贸易?无奈的是我才15岁,属于未成年,不能自己到社会上找工作;别扭的是为什么发通知的单位不是公路局、环卫局、园林局,而恰恰是谁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对外贸易局!我坐在屋里发呆犯愣,这时爸爸说:“别楞着了,撕开看看呀!”我打开信封,里面有一张白纸,上面油印着两行字:“你已被我局对外贸易学校录取,请于9月20号到宣武区三庙前街市府大楼南大礼堂面试”左上角是用钢笔写着“李光宇”三个字。我看完通知书后犹如五雷轰顶,怎么还是学校呀!不是什么都没考上就可以工作了吗?怎么还要上学呢?还是什么对外贸易?怎么怕什么来什么,烦什么就有什么!爸爸看完通知书后开导我说:“总算不是工人了。对外贸易是上层建筑,爸爸心中的上层建筑就是别跟我一样,没日没夜的干活,一手油泥一身臭汗,钻进汽车底下没完没了的修着那永远也修不完的破汽车,而是像我们厂里坐办公室的干部一样,像那些在银行里工作的人一样,夏天晒不着、冬天冻不着。对外贸易无非就是对外的交换与买卖,肯定要斯文些、干净些。不管将来做什么,现在必须去做的事------去面试!”
转眼面试的日子到了,爸爸给了我一块钱坐公交车,下车后打听到了南大礼堂的具体位置。当时北京市政府在正义路,市政府办事的各局、部委、办公室都在这座市府大楼里,外贸局就在这座大楼的4层。这条街是东西走向,市府大楼在路北,那南大礼堂当然就在路南啦。只见南大礼堂门口人头攒动,不少孩子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等待面试。我来到报名处,把通知书交给工作人员后,他就让我进了礼堂。所谓的面试考场,就是靠墙放了一排长条椅子供面试的考生备考,再往前十米左右放着三张桌子,间隔一米左右,桌子后面坐着老师,点谁的名字,谁就站起来走向老师。(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,是我事后听老师们讲的:从备考椅走向老师这十米,看似正常,其实也是面试的一部分,是老师在面试学生们的外形条件)。“李光宇”中间桌子的潘老师喊了我的名字,我略显紧张的走了过去,老师问了我一些常规的问题:姓名、年龄、毕业学校等,我一一做了回答。还问我了解对外贸易学校是学什么的吗?我很坦诚地回答“不知道”。潘老师说:“行了,回家等通知吧!”
就是这位潘老师,他叫潘且勋,原是园林局的保卫干部。1964年支援外贸到局人事处,现负责组建这个“半工半读对外贸易学校(二部)”。由于他的垂青使我一个懵懂青年进入了对外贸易这个行当,成为对外贸易事业中的一员,我非常感谢您------潘老师!
面试结束回家后,不玩了、不遛了、话少了、到门口的次数变多了,耐心而焦灼的等待着正式的通知。
9月20日,我接到了外贸局来的通知:我已通过面试,需要在9月22日上午到邮电医院进行体检。我赶紧打听邮电医院在哪。我爸曾经是蹬三轮的,北京哪有他不认识的地方呀!当时就告诉我邮电医院在二龙路,还跟我说骑我的车去吧,省点车票钱。
1965年9月27日,正式的通知寄来了,“经面试和体检,你已被录取,请于10月13日携带户口本、行李、粮油关系到南大礼堂(面试处)集合,到房山校址报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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